少数民族与普洱( 二 )

宋代茶马贸易的主要对象是土蕃，贸易的主要关口设在秦州(今甘肃天水)和熙州(今甘肃临洮)，大量的蜀茶进入河湟地区，而后转至土蕃各部。宋辽之间的互市，起自大祖时，在镇(河北正定)，易(河北易县)、雄(河北雄县)、霸(河北霸县)、沧(河北沧县)五州设置榷场。其输出物有香药、犀象、绿茶等，而以茶为大宗。茶的运输先由官府掌管，后改由商人经营。朝廷规定贸易只能在榷场进行，由于经营茶叶贸易可获大利，所以许多商人不顾禁令在非槽榷场之地私相交易，甚至朝廷官员亦参与其间。宋与西夏贸易，始自太宗雍熙元年(984)，至真宗景德四年(100?)正式设置榷场。茶叶亦为贸易的大宗商品。“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。”当时，西夏每年要从宋地运进茶叶三十万斤左右。宋与金的贸易也是以茶叶为大宗。高宗绍兴五年(1135)，宋已准许商人贩茶至金贸易，并在泗(江苏盱眙)、楚(江苏淮安)、濠(安徽风阳)，庐(安徽合肥)、四川及寿春府(安徽寿县)设有市易务，与金开展贸易。绍兴十一年(1141)宋金议和，第二年双方正式设置榷场。自开设榷场后，茶叶由官府经营，禁止商人与金直接交易。因茶利丰厚，许多商人冒利犯禁，走私经营，宋廷虽屡颁禁令，从重断罪，亦不能止绝。金因为每年须从宋输人大批茶货，使盘帛南流，也曾颁布诏令，或限制饮茶人的资格，或禁止以金帛等物易茶，但因嗜茶者多，无可奈何。
三、普洱茶与西藏的关系
长期以来，普洱茶成为思茅、西双版纳各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密切联系的经济媒介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普洱茶在与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。康藏地区自古以畜牧为主，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。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所说藏族钦用“羹酪”，就是酥油茶。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。因为茶叶有助消健胃，去脂解腻、散热解渴的作用，所以茶为藏胞不可缺少的饮料。《明史·朵甘传》说，“其地皆肉食，倚茶为命” 。历代由内地供藏胞茶叶，而藏族向内地输送马匹，即所谓“摘山之产，易厩之良” 。
普洱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很早，到明代已很发达。明末云南各族人民坚持抗清斗争达十七年之久，以至对藏区供应的茶叶减少。清兵入滇后，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。顺治十八年(1661)三月，"北胜(永胜)边外喇麻，干部台吉以云南平定，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川互市茶马。"就在这一年十月在北胜川开茶市以藏马易普洱。后来，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道方便；茶市改设丽江。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赶马到丽江领"茶引"赴普洱贩茶。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，马帮结队，络绎于途，每年贸易额达五百万斤之多。同时汉族、白族、纳西族商人也从普洱贩茶供应藏族地区。"茶马互市"不仅把西藏和云南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，而且对于维护祖国统一也有很大作用。明万历年间，王庭相作《严茶议》说："茶之为物，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，以其腥肉之物，非茶不消；青稞之热，非茶不解。故不能不赖于此。是则山林茶木之叶，而关国家政体之大，经国君子，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地也。"自清代中后期以来，西藏对茶叶的需要主要由四川，云南供给，主要在打箭炉中转。因此入藏的茶叶，统称为"炉茶''或"边茶" 。由于普洱茶外形紧结，内质细嫩，味纯回甘，香高耐泡，非常适合藏胞口味。藏胞长期饮用，形成对普洱茶的偏好。因此有"藏人非车沸茶不过瘾"之说。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派间谍入戴活动，就曾运幅兰茶到西藏，企图取代普洱茶。固不合口味，藏胞拒绝购买。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西藏，同时运人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，也遭到拒绝。为适合藏民口味，就盗窃普洱茶茶种在大吉岭种植，并在西里古里(Siliguri)秘密仿制佛海茶，无耻伪造佛海茶商标，运至噶伦堡混销，但外表相似本质不同，藏胞还是没有受骗。云南茶叶主要是由民族资本的商号在思茅，佛海、易武等地设厂加工，并负责运销。民国初年，思茅有茶号22家。云南的茶商与厂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各自的特点，并创造了优质名牌产品。例如在西藏享有盛名的"恒盛公"紧茶，"水昌祥"藏庄茶，"洪盛祥"紧茶与砖茶，深受藏胞喜爱。尽管云南茶来路遥远，运输费用超过茶叶自身的价值，因而价格较高，但藏胞宁可吃滇茶。早在光绪年间便从事对西藏的茶叶贸易的"恒盛公"，专门加工揉制销西藏的紧茶，设在勐海的茶厂一年产茶二万包左右。"恒盛公"茶厂原在思茅，移到勐海建厂后，一度改变商标，为藏胞怀疑，销量锐减，便又恢复老招牌，在每沱茶内，仍揉进一白棉纸，纸上印有"思茅恒盛公"字样，才又恢复了销路。本世纪初，丽江商人杨守其开通了从勐海经缅甸转印度到西藏的"新茶叶"路。由于可资火车，轮船，运输时间缩短而成本降低。成本降低，使普洱茶在西藏的竞争力加强，扩大了销路，推动了生产。"恒盛公"茶厂建立之时，每年产紧茶二千包，到抗日战争前发展至二万包。从勐海出境销藏的边茶1935年为13729．7担，1936年16043．8担，1937年为90106担．而1944年，印度销西藏的茶仅850担。